今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二十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重申态度，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重提一贯立场：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指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
从特征看，中国人民银行明确，中国的汇率制度有三大特征：一是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三是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
中国人民银行认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经营主体基于商业原则自主参与外汇交易，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态度坚定且明确。
对于如何理解“有管理的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也明确表示，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发和2025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目的是校正市场的“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尤其是非理性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
这样的管理，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2026年7月，日元对美元一度贬至近40年低位，也引发相关国家联合干预。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明确表示，2016年起，中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以更高的国际标准发布国际收支及相关外汇数据，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中国积极响应国际组织倡议，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IMF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再次明确表态：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近期，关于人民币汇率与贸易竞争的话题也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对此，中国人民银行也明确表示，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这一观点，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也明确表示过，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
“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近年来，随着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企业议价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中国贸易对汇率敏感性大幅下降。同时，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工具，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占比不断提升，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潘功胜当时坦言。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重申这一观点。“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事实上，综合看，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
中国人民银行此次也给出更多数据，证明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数据显示，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2014年升值10%、2020-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近年来中国贸易的重要结构性变化，也成为其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过去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7.9%，2025年同比增速进一步升至11.4%，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接近六成。
“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中国人民银行指出，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从历史案例看，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在维护地区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保持了基本稳定。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明确指出，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正确看汇率与贸易：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化，重点该关注哪些指标。中国人民银行指出，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
事实上，历史上，贸易渠道曾在汇率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35下降至2025年的1/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
从金融账户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各国金融资产不断累积，金融资产估值变化和跨境资产配置对全球失衡的影响加大，外溢效应增强。从历史经验看，新兴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往往是金融账户下资本流动触发的。
回顾历史，2014-2016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22年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均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2026年上半年，韩国在AI发展热潮中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长，但韩元却持续贬值，也主要受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期，日本经常账户顺差有所增长，但日元亦持续走弱。
从预期看，2025年有关国家发起关税战，中国面临的关税威胁一度最高，影响了市场预期，尽管同期中国保持较大规模经常账户顺差，但汇率依然承压。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反复博弈，加剧市场不确定性，一旦出现局势恶化的消息，便会引发国际油价上涨，并导致一些石油进口国货币贬值。
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从实际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一方面，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不少经常账户顺差国，本币汇率有所贬值。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提出倡议：缓解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
针对全球经济失衡情况，中国人民银行也明确指出，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
回溯看，历史上的主要工业国都曾出现经常账户顺差。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大致维持在40%上下，是当时第一大货物贸易顺差国。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经历多次调整，经常账户顺差集中地由日本、德国向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再向中国、东盟等动态调整。德国、韩国制造业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经常账户也长期保持顺差。
“近几十年来，全球主要顺差国不断轮换，主要逆差国始终不变，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矛盾有关。”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较长时期实施债务和财政扩张，支持高消费和低储蓄，并由此形成长期贸易逆差。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国的财经约束和制造业竞争力，增大债务和国际收支风险。
部分国家贸易竞争力下降反映了自身的结构性困境。有的经济体能源成本长期高位运行，制造业成本高企，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监管政策僵化，创新与数字化投入不足，工业发展陷于路径依赖，削弱了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各国都应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倡议，逆差国应着手进行财政整顿，提高本国储蓄率和产业竞争力；顺差国应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个别国家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人民币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无助于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背景下的政治性操作。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长期政策承诺更有利于稳定预期。各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作出明确承诺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试图在一到两年内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现实，政策短期急转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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