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搜在位48年，一病30年：为什么说“明亡于万历”？

或许从帝师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开始配资搜，20岁的万历皇帝便决定退居深宫，隐于幕后，操控朝堂。而他真正实施这一“计划”，是在四年后——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起，他便以各种理由推托，拒绝上朝面见臣工。

这本来也没多大事，皇帝嘛，一国的统治者，九五至尊，大权在握，在哪儿“上班”其实都不重要，只要不误事儿就行。就像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一样，虽也曾多年不上朝，在后宫吃斋信道，但大明最高权力始终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不过，对于那些一心希望将万历皇帝匡扶回他们自认为“理想明君”轨道上的大臣们来说，嘉靖虽未丢权，却严重误国。他们可不想自己辅佐的皇帝跟着他的爷爷“学坏”。于是，看不过眼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通过内阁向万历皇帝递交了一份《酒色财气疏》。

在这份奏折中，雒于仁不仅数落了万历皇帝在纵酒、好色、贪财、尚气上的诸多不该，还写道：“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言外之意，凭啥只有皇帝你可以“放火”，却我们这群臣子诸多要求，不许我们“点灯”。

雒于仁这份奏疏的杀伤力不亚于当年海瑞骂嘉靖“家家穷尽”。但万历皇帝毕竟不是自己爷爷，被雒于仁这么一通骂之后，又“病倒”了。

从此，大臣们再想见皇帝一面，可就更难了。

雒于仁等大臣之所以觉得万历皇帝的“病”还有救，那是因为至少在万历十四年以前，皇帝还是一个每天勤于政务、兢兢业业的“圣君胚子”。

但对万历皇帝而言，那些年为人中规中矩，谨言慎行，是在老师张居正及母后李太后等人的高压教育下被迫做出来的样子，而非自己的天性。

问题的根源，还得回归至万历皇帝10岁那年。

隆庆六年（1572年），时年36岁的明穆宗病危，临终前指定其第三子（前两子已早夭）朱翊钧继承皇位，并命内阁大学士高拱、高仪及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等人辅佐新天子。自此，年仅10岁的朱翊钧成了明神宗万历皇帝。

不过，万历皇帝登基后不久，原定的辅政大臣、内阁首辅高拱便被张居正联合李太后身边的亲信、万历皇帝的“大伴”、司礼监太监冯保赶出朝廷。张居正由此成了身兼帝师的内阁首辅。

在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成为万历皇帝执政的“引路人”和朝政的“代言人”。

在张居正的教导下，万历皇帝也显得天资聪颖，乖巧懂事。

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宫女出身，地位不及隆庆皇帝的正妻陈皇后。当了皇帝之后，万历对长辈并没有丝毫懈怠，仍旧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陈皇后宫中请安，然后再去拜见自己的生母。而万历皇帝表现出来的这种传统孝道伦常，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所推崇的治国根本。

对于老师张居正，万历皇帝同样毕恭毕敬，人前人后尊称“张先生”，极尽尊师之礼。甚至为了褒奖张居正，小皇帝还亲笔手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予张居正。但对于皇帝的赐字，张居正不仅没有加以正面引导，反而“一棍子打死”，以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等反面教材类比万历皇帝所为，吓得小皇帝从此再也不敢随便写字赠人了。

万历登基之时毕竟年仅10岁，小孩子易犯错是人之常情，但皇帝不被允许犯错。因为在张居正乃至万历生母李太后眼中，皇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不能犯错。小小的万历需时时提防着身边人将自己的“过错”呈报给太后及老师。

张居正还要求皇帝注重节俭，严禁铺张浪费，并利用自己的职权要求宫中减少皇帝的日常花销，搞得万历皇帝即便想耍耍皇帝威风也没机会。

但同时，对万历皇帝要求尽一切可能节俭的张居正，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尽管张居正本人并不算贪腐，甚至多次出手阻止家人公器私用，但不贪财的张居正擅权。为了让万历皇帝更加投入学习，他不惜停止了皇帝理政的惯例——召对，让大臣的奏疏仅上达内阁这一层，不必上达天听，这样一来就架空了万历皇帝的权力。

对张居正而言，有了人人生畏的权力，他就可以大力打击贪腐，解决明代文官集团的内部问题；也可以借着权力，打压异己，树立威望。总之，权力越大，越可随心所欲。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万历皇帝也逐渐懂得了皇权的重要性。历来与皇权多有冲突的，就是臣子功高震主。很明显，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就处于功高震主的局面中，无法自拔。

因此，清算张居正就成了时间问题。只是还没走到那一步，这名殚精竭虑的大明“救世良臣”就在万历十年（1582年）病逝了。

万历皇帝开始亲政后，再有大臣控告张居正“不法”，他就不再留分毫的情面了。

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便按部就班地对张居正展开抄家。随即，又将当初曾襄助张居正夺权的大太监冯保一并发落了。

依据“墙倒众人推”的原则，曾经卓有政绩的一代名臣就这样成了人人喊打的乱政大奸臣。张居正这样的结局，显然超出了万历皇帝本人的预想。尽管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但舆论将张居正羞辱得体无完肤，也着实让万历皇帝感觉到身边的文官特别是言官集团的可怕。

如今没了张居正和冯保，万历皇帝就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百官了，而这正是万历的老祖宗、明太祖朱元璋罢黜宰相制度的初衷。只不过，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已经没有哪位皇帝有朱元璋那样的精力，事无巨细地管辖朝廷事务。于是，内阁与宦官才开始以亲信的身份获得授权，参与处理政务。

随着张居正、冯保的相继倒台，他们身后所代表的内阁与宦官集团也大不如前。至少在言官们的清议下，张居正之后的历任内阁首辅，如张四维、申时行等全都倾向于“依阿自守，掩饰取名”，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尽量避免与言官集团产生直接的冲突。

但即便如此，阁臣仍旧无法逃脱被言官弹劾指控的“悲剧”。毕竟，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势力，在大明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本就不存在。无论他们做什么，在恪守皇明教条的言官们看来都是有问题的。

而这一切的对与错，都需要一个人来做最后的裁决，他就是万历皇帝。好端端的大明朝堂，最后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泼妇骂街”的戏份。万历皇帝如何能不烦？唯有避之后宫，不见大臣这一法子。

但不见大臣并不代表万历不管事。

正如事后对雒于仁上疏数落自己的处理上，万历皇帝采纳了内阁首辅申时行的意见，选择留中不发。所谓留中不发，皇帝收到大臣的奏疏后，不做任何批复，让这份奏折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当然，这或许给了满朝文武一个错觉，那就是皇帝不理政，不批阅奏章，消极怠政。但对万历皇帝而言，其实每天仅需面对内阁就已经足够处理日常政务了。从他的爷爷嘉靖皇帝那会儿开始，内阁成员就多半兼任朝廷六部最高长官，而皇帝日常理政就是在跟六部打交道，通过六部将命令下发全国执行。

如果按照现代管理学普遍认为的，一个管理者最佳的管理幅度为同时管理3-6人，那么万历只面对内阁里少数的大臣，无疑算是最高效的管理手段。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皇帝便久居深宫不出。

然而，就在万历决定“居家办公”的时候，西边的宁夏与东边的朝鲜，却同时传来了不利于明朝发展的信息。

彼时，世居宁夏的蒙古降将哱拜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和土文秀等人，突发叛乱，纵火焚公署，占地自立。而东边身处日本的丰臣秀吉也刚刚统一全境，出任“关白”（类似于明朝内阁首辅）。为了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丰臣秀吉树立了一个宏愿：征服大明。

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率领20万大军攻打朝鲜，以期借助朝鲜为“跳板”，攻打大明。

作为大明世代藩属国之一的朝鲜内部，也有一位与万历皇帝一样，深受文官势力影响的国君——朝鲜宣祖。与万历皇帝的处事方式相近，这位国君也不大热衷于搭理文臣。但朝鲜国力毕竟不如大明，丰臣秀吉大军一到，朝鲜宣祖就只能一面派人求援，一面丢下百姓跑路了。

是否要大举兴兵抗日援朝，大明内部争论激烈。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的主战派，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篱，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

然而，此时的情况是西线针对哱拜的内乱平定工作刚刚开始，而东线丰臣秀吉是否进攻大明的局势未曾明朗。

明朝的言官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否决兵部尚书的观点。按给事中许弘纲的说法，朝鲜是大明的藩属国，类同藩王。明太祖设立藩王制度之初，便是为了屏障皇室，如今让大明发兵救助藩王，岂不本末倒置？

对此，万历皇帝什么态度？

尽管此时的他已然对外宣布“不朝、不郊、不庙”，但对于这次朝鲜的求助，他还是极度关心的。

万历二十年五月上旬，当辽东巡抚郝杰的奏疏传至兵部时，万历皇帝当即做出批复：“这倭报紧急，你部里即便马上差人，于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等处，着督抚镇道等官，严加操练，整饬防御，毋至疏虞。”这说明此时的万历皇帝心里也很清楚，疯狂的日本关白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需要尽快采取措施，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而针对朝鲜方面派出的使者求援，万历皇帝虽不欲接见，防止那些想要嚼舌根子的大臣再度打扰自己的安静生活，但仍旧通过内阁做出了批示，要求兵部妥善安排、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请求。

尽管在万历皇帝最终的统筹协调下，大明军队顺利出兵，协助朝鲜击败了倾举国之兵、仅为实现梦想的丰臣秀吉，但对援朝期间一直躲在平壤避难的朝鲜国王，万历皇帝多少有些看不起——虽然这俩人所处的时代和国内的党争政治环境类似，但不见大臣的万历皇帝，至少还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在外交大事上处置得宜。

面对战争期间始终不见踪影的朝鲜国王，万历皇帝确实有些窝火。在致书朝鲜国王时，他写道：“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聘礼文之外，原无烦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于大义发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当责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言外之意就是，朕帮你打敌人，你却倒好，俩手一摊，啥事不管，搞得朕好像欠了你一样。

纵然万历在对待日本侵略朝鲜的问题上，有所主见，这是对明朝国家有利的大事。但是，那群指着皇帝鼻子咒骂的言官并没有打算放弃。因为万历皇帝还有一件大事，一直没有着落。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长子朱常洛已年满12岁。要按照现代人的入学年龄看，这个阶段大部分人都基本结束了小学课程，但这位皇长子却还没开始读小学。

本来经过抗日援朝的阶段性胜利，万历皇帝的心情大好，“病”也减轻了不少，甚至能撑起身子出席皇太后的万寿圣节（生日），接受百官的朝贺。然而，难得见皇帝面的官员，又一次提起了皇帝烦不胜烦的话题：早立皇长子为太子。

对于皇太子的最佳人选，其实万历心中早有答案。相较于皇长子朱常洛，他更看好皇三子朱常洵，毕竟人家生母可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女人——郑皇贵妃。但这个人选并不能被遵守大明原始法规、制度的迂腐朝臣们所认同。

对于皇长子朱常洛，万历皇帝印象并不深，也谈不上对这个孩子的厌恶。在万历的眼中，那只不过是自己早年一次意外临幸的结晶。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为太后身边的宫女。早年被正处于青春期的万历皇帝看中，发生了关系，便产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在万历皇帝常年所居的后宫中，身为中宫之主的皇后，却因不受宠，仅诞下过一女，未有皇子。这就意味着万历登基20年来，没有嫡子可立皇太子。

若按朱元璋《皇明祖训》的要求，皇位继承人应以嫡以长优先，那么没有嫡子的万历，也就意味着需要确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可万历当年临幸宫女时，根本就没想过那么多。那会儿他只想尽快长大亲政，这样才能做一个真皇帝，却未曾想后面的事情会如此麻烦。如果立皇长子为太子，也就相当于授予世人口实：当皇帝的他把持不住自己惹祸了，还收拾不了局面。这该是多丢面子的事。

故而，郑贵妃受宠，也在常理之中。

不过，那些极力想要皇帝听从自己的大臣们，可不这么看。对于他们而言，反正谁做皇帝都一样，只要朝廷不垮，皇粮照发。而且有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在手，谅他万历也不敢随意对大臣发难。但这种情形，所酿造的苦果便是皇帝与大臣宁愿老死不相往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穆宗的陈皇后去世。按照惯例，万历皇帝需亲自为陈皇后主持丧仪等一切事宜。但他却选择照会礼部，称“朕自闰八月初旬，偶尔痰流注左足，动履不便”。此举自然遭到了群臣的抵制，明朝到底是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大臣们又怎能容忍皇帝称病不去履行职责？

隶属吏部的言官戴士衡率先提出指责：“母子至情，送终大事，稍知义理者尚思竭僻踊哀送之情，以申无已之忧，矧孝思纯笃……奈何以内庭数步之地，顾靳一足之劳！”

诚然，戴士衡的批评在情在理。但一向对陈皇后恭谨备至、且无往日恩怨的万历皇帝，想来能说出“动履不便”这话，估计是真病了。

但万历皇帝手底下的那帮大臣才懒得管你到底真病假病，他们需要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皇帝就必须得听他们的。皇帝不听，集体跪谏如何？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二十七日，这群大臣还真就这么干了。为了逼迫万历皇帝早做决断，都察院、六部给事中等“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这多恐怖，简直是“逼宫”。

最终，在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出面协调下，事情才得以妥善解决。而在此之后，皇长子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总算是没差了。

可是经过这番过程后，万历也真的是对这群致力于跟皇帝唱“对台戏”的大臣们深恶痛绝。为了消弭文官集团带来的争端，万历皇帝决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缺官不补。反正无论如何，臣子始终臣子，想要当官，你必须得学会叫爸爸。

于是，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按《明史》的记述，“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由上至下，明朝整个行政系统中都存在着缺官现象。

缺官不补的“抗争”或许达到了万历皇帝所预期的目标，但“一个萝卜一个坑”，缺官也就意味着文官集团的工作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身为文官集团的领袖、内阁首辅沈一贯很快就受不了了，在他给万历的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皇上居深宫之中，不见群臣百姓，似谓可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臣等日出入长安门，势不能避。儿童走卒，无非鞭策臣等之言；流离琐尾，无非感悟臣等之状。”

的确，国家治理不好，皇帝又不出来主持公道，备受指责的当然就是这群大臣了。万历即便知道缺官不好，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他也只能将错就错，用其手上仅有的皇权做无声的抵抗，毕竟他才是大明的皇上，他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这种道理，饱读诗书的文官、言官们又怎会不明白？但儒家思想教育他们“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他们又不得不视之为教条。对于言官们来说，做一名不怕死的“喷子”，才是他们最基础的职责。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斗争，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无人能解。

随之受到最大影响的，必然是整个大明帝国。

在万历皇帝执政后期，远在东北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举兵起义。

当消息传来时，万历皇帝一如当年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之果决，立即命兵部组织防剿事宜。不过，代理兵部尚书的薛三才却没有立即执行皇帝的命令。早年出身兵科给事中的他，又开始用过去一贯的行事作风，向万历皇帝催发欠饷。至于发兵一事不着急，什么时候皇帝发钱了，咱再让辽东巡抚、总兵自己招募御敌就成。

万历皇帝显然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催账心有不满。他断然拒绝了薛三才的无理请求，并越过兵部，直接下令要求九卿科道讨论剿灭努尔哈赤的议题。

然而，这一切终究还是晚了些。在九卿科道的言官们还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的时候，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辽东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救援，被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全歼，张承胤本人也力屈战死。自此，努尔哈赤渐成气候。

而万历皇帝人生当中的最后两年，也在对东北战事的焦虑以及自己日益加重的病情煎熬中度过。

据史料记载，从万历四十六年以来，万历皇帝的身体始终不见好。在万历给大臣们的训示中，他也特别指出：“朕自三月初一日以来，偶感微寒，头目眩疼，心腹烦懑，又且痰湿注足未愈，见今服药调摄。”意思是，朕这次的病不是装的，确实很重，请诸位臣工谅解。如果可以，他也愿意起身理政，从速补充内阁成员，处理辽东努尔哈赤起兵事宜。

然而，久未见皇帝一面的大臣们终究还是误解了。一向明哲保身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到这个时候也实在沉不住气了，直截了当地启奏皇帝：“辗转延误，日复一日，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不过借此以示羁縻耳。”这都火烧眉毛了，您老还在那儿给咱装，微臣我手底下人手不够，您到底什么时候让人补缺？我好开展工作呀。

万历或许实在病得太重。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年初，皇帝给方从哲的批复仍是头晕脚痛，下不得床。并要求方从哲抓紧时间回内阁上班，不要再等皇帝下一步的旨意，不要渎职懈怠。

可以想象，方从哲拿到万历皇帝的批复后，必然相当恼火。既然皇帝你诈病，那我也病。如此，方从哲愤然上疏，以病乞休。

但此时的万历皇帝，是真的病了，他亟需一位臣工帮忙处理政务，满朝文武却都当他是在“烽火戏诸侯”。于是，他除了下旨安慰方从哲之外，还第一次允准方从哲进入寝宫探视自己的病情。自此，方从哲方知，万历皇帝没有骗人。

由于辽东的紧要军务、政务仍需人来处理，方从哲并没有放弃这次探视机会，寒暄几句后，就直接切入正题，问皇帝什么时候安排人手进入内阁协助自己工作。重病缠身的万历皇帝也只能给方从哲一个回答：“待朕体稍安，即行。”

然而连万历自己都没想到，长久的头晕目眩、腹泻疲软，居然会要了他的命。在其驾崩前四天，他还下旨知会众臣：“其紧要各项文书，俟朕疾稍瘳，即简发行。”

这句话最终成了无法兑现的空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近30年未上朝的万历皇帝驾崩，享年58岁。他到死都没有给方从哲、给他手底下的这个国家，拣选出合适的人才来补缺。

但他临死前也对自己这一生做出了相对客观的自我评价。在他临终的遗诏中，他说道：“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或许在后世的学者看来，这不过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但这当中多少都有其真诚实意的无奈，以致最终思忆一生，追悔莫及。